全球酒类饮料市场上，中国的地位日趋重要

[15]前引注[1]，陈景辉文。

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依据。在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和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两种情形下，执法主体的程序裁量权很少，甚至缩减至零，应当提交法制审核。

事实上很多部门和地方都在努力统一、细化法制审核范围，制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4.关于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 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属于指引性规定。[8] 何霖：论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载《咸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证据方面，证据的三性（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存在较大争议，是否达到处罚强度所对应的证明标准等。

从实然层面上看，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又难以清晰界定。行政处罚的非正式听证则是通过简易程序，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个陈述、申辩意见机会的一种听证程序。在基础性权力或国家能力维度下，决定如何高效而负责地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的预算能力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支柱。

【22】孙秀林、周飞舟：《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一个实证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47页。【12】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3—102页。【36】国民及其财产都牢牢地依附于各自的单位，从摇篮到坟墓。而在集中性权力一维，原有预算体制中的一些缺陷使其与转变政府职能、限制国家的权力过大的改革目标并不适应。

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改革的重心是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预算控制、财政纪律和部门收支活动的可见度。

随后，当年12月颁布的《分税制决定》作出了划分央地事权关系的初步尝试，将中央的事权／支出责任定位为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他定义了国家精英所拥有的两类权力：集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另一方面，它也提供非公共物品，例如组织生产活动、向本单位的成员提供终身的社会福利。白彤东：《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文史哲》2016年5期。

其四，财政资金的管理权过于分散。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教授李炜光认为，公共财政改革，是当下推进改革的一个路径，而且还要看到，这已经是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了。【48】这些非正式实践促使国家调整既有的正式制度。【26】同上书，第123页。

明确人大对预决算草案的重点审查内容（第48条）。【24】同上书，第124—125页。

于横向层面，改革增强了部门预算的全面性与公开度，《预算法》等规范也设置了更细化的预算审议程序（尤其是初审程序的新设），同时改善了预算执行管理体系和绩效评估模式。其二，当包税商相对于国家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时（尤其是包税商与地方政治精英合为一体时），国家难以限制其对纳税人横征暴敛的行为。

另外，1999—2007年之间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税收贡献，参见马骏：《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2页，表1，其中2007年的统计结果与图2非常接近。这一过程与中国近现代征税体制的演变过程有较大相似性。及至2002年底，中央宣告公共财政体制业已初步建立。【27】参见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第9—12页。【46】同上书，第18—28页。另一方面，在部门预算改革后，各行政机关提供了本部门细化的预算，促使预算问责逐渐从行政内部问责扩展到政治与社会问责。

行政首长能更高效地控制整个官僚体制，但也更明确地成为民主问责的对象，为其政策统一承担政治责任。原始数据来源：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中世纪，中央领主收入主要来源于其个人的家族或领地的产业，国家财政对社会的影响甚微。例如，加强人大在财政法制改革过程中的实质性作用、强化地方政府在中央层面的政治参与权，并通过宪法修改或宪法性法律固定新的权力架构。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52】最终，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确认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10】参见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8页。【72】楼继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求是》2014年第20期。市民社会自治程度尚不发达，社会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不高，难以在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中作出利益表达。然而，国家的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既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也无法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建立高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

最终，在来自社会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先后将国家政权组织所需的开支和用于私人目的的个人开支严格加以分开【26】，建立起公共化的财政体制。【39】从《宪法》《地方组织法》对行政事权的具体分配上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高度重叠，尤其是各类社会管理事务（如经济、文教、卫生等）。

就长期的路径依赖和改革次序而言，中国政治史上先建立等级化的行政体制，后发展出民主代议机关。1978年以来，国家开始退出对生产和销售的直接管理，同时，也逐步实现国家转型。

参见谢旭人主编：《中国财政改革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58】参见［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460页。

【34】就央地关系而言，整个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23】然而，垄断未必意味着导致专制。这就使财政部门取得了实质性的预算编制主导权、财政资源分配权，成了一个具有支配性地位的部门。【47】英国光荣革命后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议会、限制王权，建立起此种承诺，参见Douglass C. North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49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03, 815-819 (1989). 【48】马骏：《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2页。

从1993年《分税制决定》初步尝试划分央地事权，【42】到200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行政体制改革中应当突出央地政府的不同职能重心，【43】再到2014年中共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央地财政事权划分的原则和主要内容，计划2020年左右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可见国家试图厘清央地事权和财权的线索一以贯之。同时，国家也通过审计部门进行事后的集中复核。

因为缺乏统一而集中化的国库账户体系，公共资金分散于千百个机关部门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故而各部门可独立进行支付和采购，而无中央预算机构的事先或事后监督。而如图3所示，从税收收入的来源结构上看，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的税收贡献不断增强，国有和准国有（集体企业）经济的税收贡献比重从1978年开始降低，财政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格局，从取自家之财转向取公众之财，对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的依赖性加大，汲取过程不再如传统体制那般只需在国有企业系统内部便可完成。

新的政府职能应被翻译为预算的语言【69】，方能使两者相互促进。20世纪80年代，一个初步的现代税收体系得以确立。